邓放歌
我的老家在江西南昌县八一乡，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农民、农业都有特殊的感情。1986年，我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算是农村孩子中的幸运儿，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命运也由此改变。大学毕业后，我南下广州，加入了千百万打工者的行列。
今天，我有了车子、房子、票子、孩子、太太和自己的不算小的公司。但我忘不了小时候的三个梦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改变我家庭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我虽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但我无法改变无数和我有着血肉感情联系的“闰土”的命运，我也无法改变众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的命运。
1999年回老家过春节，我的叔叔在老家当村主任，可是两年没领到工资了，要向乡政府辞职来我公司打工。这次在老家，我还发现乡村干部日常工作很大精力都用于向农民收钱，公共事务像水利、道路、卫生、环保、教育、村镇规划反倒没人管。其实中央所有的政策实施，全要靠县乡两级政府去实施，而这两级财政最穷，如何实施？像管着几千农民离农民最近最能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村主任竟然什么官都不是，什么级别也没有，其工资全没有财政预算，全要从农民手中提留，很没保证。管着几万人的乡长，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大量农村人才正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跳龙门，农村人才严重失血。
农民的收入这几年已经陷入停滞增长，农村的水利设施老化，青蛙、蛇、鸟等益虫已经罕见，水污染、白色污染正在包围农村。有本事的人一个一个跳出农村，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指望他们来改变农村的面貌，可能吗？
据人民银行1999年一季度统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全部储蓄余额是1万亿，这个数字我认为基本等于全国农民的储蓄余额，城里人的储蓄额是4．5万亿。而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0％（1999年统计），是9．1亿，城里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O％，是3．9亿。由此可以算出：中国农民人均储蓄余额仅为1100元，城里人均储蓄余额则为11538元，整整相差10倍！
据中国社科院1992年统计：占人口80％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1992年的37％。也就是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的萎缩，才导致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嘉图陷阱”现象。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的发展。为此，以一个农民孩子的名义，我呼吁：
一、凡是各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应向全国公开招聘，不论地域、身份、民族。
二、取消县、乡、村三级农村式建制，代之以区、街道、居委会的城市建制，将农村干部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加强培训。同时将城市的供电、供水、电信、环卫、规划、道路建设、绿化、广播电视、图书馆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用10－20年的时间开展一场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建议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以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加快农转非的步伐，减轻城市压力，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三、以上建议需要大笔资金，我认为来源可有六个：大量增发15－30年中长期国债；除军工等少数需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外，多数国有企业的产权可向社会出让；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由目前的代征制改为强制申报制；开征遗产税；逐步减少对粮食系统和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
（《南风窗》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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